多元性別（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簡稱LGBTQ）運動在台灣已經發展三十餘年，2019年台灣通過同性婚姻法案，成為「亞洲第一」賦予同性伴侶實質權益的國家，一方面顛覆西方對於亞洲國家性保守的想像，同時也挑戰了在跨文化心理的比較脈絡中，長期將台灣的多元性別族群置入泛儒家主義框架中的「性壓抑」論述。為了理解華語語系社會內部性別的多樣性，本文認為心理學家必須解構習慣將「華人」作為一種同質文化、族裔、語言，甚至國家認同主體的中國中心主義問題（Sinocentrism）（史書美，2017），以及「華人」這個想像的共同體（Anderson, 2006）在心理學研究操作中的不穩定性。筆者主張文化應被視為一種權力關係（Gjerde, 2004），而非以民族為單位的本質化概念。首先，本文將爬梳歐美受到後結構主義典範轉向後，酷兒理論與心理學結合對身分認同本質化的批判，並梳理在酷兒心理學脈絡中仍是以西方白人為主體想像的限制。再者，本文將解構「華人／性」（Chineseness and Chinese sexuality）中的東方主義假設，以及心理學分析中依賴單一、空泛的「儒家主義」所加深的文化本質論以及使得「華人」成為無邊無際的國族認同問題。最後，本文將提出文化作為一種「關注」（concern）的概念，力求將文化與性別研究更加深根於主體經驗，避免再次落入東西方對立的二元論。

文化本質論; 多元性別; 華語語系研究; 酷兒理論; 儒家主義

LGBTQ; Confucianism; cultural essentialism; LGBTQ; queer theory; sexuality; Sinophone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