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詩歌中以北人南貶為重要契機的身體感受書寫及對自我身體的觀看與戲謔，終結了曾經流行的熟讀離騷、痛飲酒的名士文化，放浪形骸的通性表達被自我身體的真實感受所替代。在對身體感受的體認中，「身—心」成為再被考量的焦點問題，「在身之心」遂有被共識化的傾向。在身之心即為行事之心，但「心—物」及「心—事」的再問題化，在中晚唐的認知與情感文化中，卻形成了對於古物、故物頗為強烈的情感投射。在感傷的氛圍中，「了事」「無事」成為中晚唐人回應生存壓力的主流方式，此一點抑制了中晚唐人對於「事」之理解的深廣度，也讓「無事」之「閒」有了滑向另一種「忙」的危險。而宋儒則在中晚唐人所展開的問題平面上，有了更具理論與實踐深度的回應，從而在事實上形成了兩者之間的連續脈絡。

中晚唐詩；身體感；身—心；心—事；忙與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