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姚文多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民國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聶元梓和其他六名學生在北大大飯廳牆上貼出大字報，標題是「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六月一日，毛澤東在廣播電台和報紙上稱這張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向全黨和全大陸人民直接發出戰鬥號令。

從此，群眾掀起寫大字報的熱潮，文化大革命也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國大陸更是淹沒在無以計數的大字報中，使毛澤東發動的無數次整肅也有了群眾支持作藉口。但到處都是的大字報，令人以為這是群眾自動自發的錯誤印象，例如美國《紐約時報》形容大字報的出現是「中共在大陸建立政權以來最接近自由報業的現象」：實際上，即使文革期間，主要的大眾媒介都遭遇停刊命運，使大字報成為最活躍的媒介，出大字報自動自發的程度有限，仍是毛派與反毛派互相攻訐的工具。

對此，本研究提出三項基本假設來研究大字報在文革期間的傳播角色。一是大字報跟中共正統大眾傳播媒介一樣，是政治宣傳工具，側重評論和批判；二是大字報元是地方性傳播媒介，但卻含有相當比例的全國性報導文字，使地方性大字報承擔起正統大眾媒介的部分任務；三是大字報意見趨於極端。

而在本文研究的分析中，可發現文革前，反毛派掌握大部分傳播工具，使文革期間毛澤東轉而運用紅衛兵和大字報作為鬥爭和宣傳的工具，此舉讓大字報成為輔助與加強大眾傳播的宣傳工具，是「黨的耳目，黨的喉舌」，並從大字報的內容來看，大字報在文革期間也扮演了傳達、制定政策的角色，以至於在文革之後，大字報變成一種正式媒介。

雖然在自由世界的大眾傳播觀點看來，大字報不算是大眾傳播工具，但就中共的傳播理論而言，大字報確實是扮演了大眾傳播的角色，並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了中共的傳播目的。

大字報;中共;文化大革命;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