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眾傳播制度和其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密不可分，接觸各種媒介已經是新加坡人主要方式之一，但同時要指出的是，新加坡今日的傳播事業是在政治環境和傳播界不甚相融的情況下發展出來的。原則上，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領袖把大眾傳播媒介當成可以善導或誤導群眾的工具，所以認為政府應適當控制及監督大眾傳播媒介。一九六五年新加坡獨立後，人民行動黨對局勢控制日趨穩固，所以開始重視大眾傳播媒介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扮演的積極角色，但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政府和新聞界的關係卻又變得相當緊張、互不信任而彼此猜疑，政府也避免外國人控制新加坡的傳播媒介。新加坡政府始終認為新聞自由是相對的，新加坡的新聞自由是以其獨有的社會文化和政治情勢為依據，所以並未在意大眾傳播在形成輿論的公共論壇和監督政府功能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一直到七十年代後期，新聞界仍被鼓勵不但要支持政府的政策，也要扮演政治上「看門狗」的角色。而新加坡現存的傳播規章、效力及其執行，是使政府得以利用傳播體系來達成國家建設的既定目標，使新加坡的大眾傳播媒介已忠實且成功地發揮他對民眾實施政治教育的功能，對促進國家發展功不可沒。但七十年末、八十年初，新加坡政府領導層已對傳播採取較開放態度。可以肯定的說，之後新加坡傳播媒介，在國家發展中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成為一個更負責的新聞事業的時機已經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