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和他的密友恩格斯生活在歐洲自由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時期，從小接受的是新教倫理精神的教化。作為工人革命的理論家，他們在意識形態方面也許同後來俄國的列寧、斯大林有一些關係；但作為思想家，他們屬於與之完全不同的文化群落。他們的傳播觀是在十九世紀世界市場──世界交往的背景下形成的，加之德國理論思維的傳統影響，因而視角博大，思考問題深刻，具有相當的開放性。

他們認為，現代傳播的急遽發展是商品經濟向全世界拓展的結果，這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他們習慣於在世界的範圍內，將物質交往同精神交往融合在一起考察傳播現象，因而出現了他們研究傳播時的專有名詞。Vekehr、Weltvekehr、Weltliteratur（交往、世界交往、文學交往）等等。從這種對傳播的特殊認識出發，他們認為出版自由是衡量一切自由的標準，報紙行政、立法以外的國家中的第三種權力，應當作輿論的紙類流通；晚年，他們規定了工人政黨內部「絕對自由地交換意見」的原則，同各種狹隘的傳播觀念進行了鬥爭。

馬克思的傳播觀是現代傳播學早期發展的一個思想環節，對他的研究是必要的。

在傳播研究中，有相當數量的學者使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或者把它作為方法論之一，他們對馬克思的歷史觀和哲學、經濟學體系十分熟悉。但對於馬克斯和他的密友恩格斯本人關於傳播的觀點進行研究的學者，卻不多見。也許由於多年「冷戰」造成的隔閡，一些老一代的西方傳播學者，顯然對馬克斯關於傳播的陳述不熟悉。例如施拉姆（W.Schramm）一九五六年說：「馬克斯幾乎從沒有談過大眾傳播媒介問題。」一九六四年，麥克盧漢（M.McLuhan）進一步說：馬克思是在不理解新的傳播工具的動力的情況下進行判斷的，他恰恰在電報等新的傳播工具取代機器的優越地位的時候，極不合時宜的以機器做為分析的基礎。一九八二年五月，施拉姆訪問大陸時，我曾問到他對自己當年的看法是否有所改變，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但由於提問題的人很多，他沒有進一步作答。現在「冷戰」結束了，我們有條件不帶偏見地從純學術角度考察作為思想家的馬克思（包括他的密友恩格斯）的傳播觀了。

首先需要說明一點，即馬克思的傳播觀是歐洲自由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和新教精神普及的產物，與列寧、斯大林和前蘇聯的傳播觀分屬於很不相同的文化群落，只是在某些意識形態方面有形式上的聯繫。因而，把二者不加分析視為一體的作法，無助於理解各自的傳播觀。

馬克思;開放性;傳播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