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國、滅金、亡宋之後，成吉思汗、窩闊臺汗、忽必烈汗分封諸王功臣，成立投下（采邑），既體現了蒙古人分家產的傳統習俗，也體現了古來遊牧民分享戰利品的傳統習俗。

二、投下是封家的私產。窩闊臺時代耶律楚材所創始、忽必烈汗所遵循的投下食邑化政策，根本上違背了私產私治的原則，其不能貫徹始終，自是理所當然。

三、投下食邑化政策的失敗，導致了各個投下之間統治方式上的極大的差異。大體上說，諸王宗室較諸異姓功臣在治理投下上，擁有更大的自治權。他們往往把投下內不同職業的戶計置於不同的衙門的管轄下。這些衙門內的大小官吏，通常是投下領主的私人（家臣）。他們不能參與「常選」，轉任國家官職。投下戶計所在的州縣，如果被指定為分地，則該分地長官達魯花赤以下大小長吏大致上也是投下領主的私人。他們同樣自成系統，不得參與「常選」。投下達魯花赤且往往終身在任，子孫世襲，封建色彩相當濃厚。

四、終元一代，「投下選」與「常選」涇渭分明，截然二途，證明忽必烈及其子孫從未能將元朝的政制完全官僚化和中央化。

五、元代官僚制與封建制的並存，亦即州縣與投下的並立，反映了元朝帝王的雙重性格：元朝帝王不僅是元朝的皇帝，而且是大蒙古國的可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