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是社會結構的反映，器物史的研究，不應只注目於名物度數的考證，也要探明其政治社會意義。古車形制復原的研究雖然很多，但車駕與社會的關係尚乏系統的論述，本文即為補足此一缺憾而作。

秦漢以下，古代象徵身份地位的器物如鼎彝等失去重要性，車服、印綬取而代之，《輿服志》的出現即其明徵。皇帝被稱為「車駕」、「輿駕」，士大夫也期望能「朱丹其轂」、「致輜軿」，漢磚中的車馬行列、魏晉以下的鹵簿圖都說明了車的象徵意義。等級分明的車制用意在「列等威」、「別士庶」與「抑僭奢」。但制度的變遷往往不只是「逾制」所造成，「不及」亦其一因，中古牛車之取代馬車，即與漢末清流士風密切相關。而乘肩輿、騎馬之風的漸盛，造成了另一變化，唐以下士大夫多騎馬坐轎，車駕制度也失去了其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