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梁啟超發表了〈譯印政治小說序〉（1898）、〈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1902）等重要的文章後，中國小說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以小說來輔助政治上的改革，將中國推進現代國家之林。梁與其他響應者的大力推動小說的改革，批判傳統小說，提出一種表面不同於傳統的小說理念，大致上展現出一種新氣象，似乎踵隨外來小說（以日本為最主要來源），將小說帶入一個「現代」的情境。然而，若我們細加考察，重要來源的日本文壇，在小說理念以及實踐上，其實展現出與中國有同，但又有極大差異的發展。日本小說的發展，若以坪內逍遙（1859-1935）、二葉亭四迷（1864-1909）、森鷗外（1862-1922）等的推動，基本上可是以西方的「小說」（novel）為追尋目標的「小說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 of the novel）。反觀中國小說的發展，我們留意到晚清論者，在很多地方，雖借「異邦的新聲」來提出與傳統相異的言說，但是在很多地方仍然承繼著傳統小說的思維、表達方式，若以所謂「現代小說」（modern fiction）的角度來考察，很難真正稱之為中國小說的「現代化」。中國小說真正邁入「現代」，恐怕還得等到魯迅等人的進一步思索、引進一不同於晚清小說的言說及實踐，方才接近所謂現代小說的樣貌。本文試圖以十九世紀下半葉日本小說理念的發展作為參照，重新省視晚清小說言說的內容及表現，提出新的觀察，分析其相關的原因、脈絡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意涵。

新小說；政治小說；現代小說；梁啟超；坪內逍遙；中國小說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