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漢學史分為西歐漢學、中歐漢學及俄國漢學，其中俄國漢學一直具特殊學術傳統，在世界漢學領域中有著極為重要學術貢獻。各國的漢學發展因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成就漢學在學術議題、方法、重點、價值等上的差異，使得世界漢學具有豐富多樣精采表現。二十世紀初的俄國漢學，無疑是漢學家成果豐碩熠熠生輝的時代，其中阿列克謝耶夫（V. M. Alekseev, 1881-1951）的研究決定了俄國二十世紀的漢學方向，並為後期漢學家奠定了學術基礎。阿列克謝耶夫對漢學研究方法異於前期俄國漢學家所認為俄國漢學的必然封閉性，彰顯他的廣闊學術視野。阿列克謝耶夫的研究廣袤，涵蓋中國古典詩歌、古典小說、中國文學史、比較文學、俄國漢學、歐洲漢學、現代中國文學的改革等領域，雖然各有探究的價值，然筆者認為以阿列克謝耶夫的中國古典詩歌討論其學術貢獻具特殊角度，並且深具意義，採取的立場和論點的深度不僅有別於其他當時西歐漢學家，更體現在阿氏漢學思想脈絡中「自我」、「他者」之特殊互動關係，呼應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國東方學家的學術型態。阿列克謝耶夫的中國詩學看法受到二十世紀初俄國的學術環境影響，以及俄國傳統詩歌論，皆可在阿氏的論述觀其端倪。本文以「（詩）人」和「自然」之形象此兩個主軸展開討論，探究此學術影響。在此首先分析阿列克謝耶夫對中國詩論的研究所體現的俄國漢學新研究方法，及其意義所在；其次，透過探索此論述背後的近代俄國文藝理論影響，探究阿氏漢學之跨文化性價值所在。本文聚焦阿列克謝耶夫的中國古典詩論，以司空圖（837-908）《詩品》的研究（1916 年）、在法國巴黎 Guimet 博物館所介紹關於中國文學和詩歌的講稿（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Six conférences au collège de France et au musée Guimet, 1926年），以及從比較文學論文中，研究阿列克謝耶夫中國和歐洲古代、復興時代的詩學論述特色，以陸機（261-303）、宋濂（1310-1381）、袁黃（1533-1606）、賀拉斯（Horacius, 65-8 B.C.），布瓦洛（Nicolas Boileau，1636-1711）等作家的詩學論特色，考察他對中國、歐洲文學之間溝通的可能性、中國文學對世界文學定義所產生的意義和價值所在的看法。

阿列克謝耶夫；俄國漢學；詩論；跨文化研究；近代文藝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