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嘗試透過 1923 年科玄論戰的線索，重揭這一場論戰後的餘波盪漾；在此跨文化視域下的「玄學」語境，實暗藏蓄意待發的潛力。湯用彤置身於折衷兩端的學衡派，其中西文化融貫說與哲學文化學的反思視角，實與科玄論戰下的玄學派不同，這看似此「玄」非彼「玄」的各自表述，卻未嘗沒有尚待挖掘的潛在關係。晚近在「去形上學」之思潮的衝擊下，對湯用彤以本體論為宗的玄學典範論述，開始出現不少質疑與批判的聲音。筆者認為湯氏之所以站在知識論與本質論的位階，提出「言意之辨」的新方法與新眼光，並視之為名理（認識論）到玄學（本體論）的發展，實有其回應跨文化思潮及重展中國文化殊趣的時代關懷，值得我們寄予同情的理解與批判之承繼。在此之際，我們有必要探入湯用彤玄學本體論生發的歷史脈絡，了解其所謂的玄學本體並不同於西方哲學意義下的「本體」。除科學思辨的方法外，尚有玄遠、玄靜、玄妙之本體境界的微意，可謂身處對治科玄論戰前後的學衡派，恪守奉行「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之具體落實的產物。基於如上的關懷，本文嘗試分判此「玄」非彼「玄」，一則由科玄論戰延伸而來的情理之爭，考察從唯情論到情本論這一條線索；二則檢視當今湯用彤之玄學典範論述所面臨的挑戰，並開啟以氣通道及玄化主客的發展，使湯用彤玄學形上學得以因應時代思潮的演變，而有所承繼、修正與拓深。本文希望據此可以開發魏晉玄學「接著講」的學術能量。

魏晉玄學；湯用彤；科玄論戰；本體論；學衡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