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分析論及日治初期女子體育論述中女性與國家、女性與家庭、女 性與美的新關係,女子體育的實施則於放足運動脈絡下發展。最終,理論與 實施過程互為表裡,放足與女子體育因此承載了國家利益、賢妻良母與美的 意義,而國家利益、賢妻良母與美的意義也透過放足與女子體育而實踐。 放足的成效透過女子體操的分析,可略知其在一九一○年代前後的轉變, 原本走、跑、跳等動作盡皆採取權宜措施的情形,及至1916年(大正5)年已 有「可走可跑不可跳」的進展,可見放足與女子體育的成效。 此過程說明了女性的生理特徵有別於以往的發展,天足且運動的女性賦 予了近代台灣婦女在面對未來時更多且不同的可能性。從事女子體育以標榜、 建構女性身體與意識,使得這段一九一○年前後台灣女子體育史的發展,也 成為日治時期台灣婦女史的重要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