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清朝盛世，經過康熙後期的休養生息，於雍正帝時進行 財經改革，使得財政逐漸豐盈的清政府，得透過平糶、倉儲、採買等食 糧政策穩定各地米價，維持社會秩序。此一背景下，清政府開始實施橫 越臺灣海峽官方米榖恒常性運輸的臺運，以臺灣多餘稅收米穀來維持大 陸米價的穩定，也使得兩岸財經互相結合連動。但是乾隆期以後，依定 額採買過多等因素使得官穀出口重心的臺灣南部米價逐步上揚，逐漸無 法貫徹實施雍正時制定的定額平糶米運輸，於是官運量減少，轉而仰賴 民間的力量，改採招商採買、提高商船販運量及捐納等措施並開放對臺 灣中、北部的採買，此一轉變使得臺灣中、北部逐漸開發，民間販運量 增加，成為兩岸間米榖運輸主力。十八世紀臺運的開始，形成福建援助 臺灣財政而臺灣供輸福建米榖的兩岸間財政區域分工體制，十九世紀以 後，因正口入港商船減少等因素，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再縮減官運量，最 後乃至臺灣稅收完全存留，兩岸間財政區域分工體制衰退。 另一方面，十八世紀中期為止，兩岸民間米穀販運原以南部鹿耳 門對廈門的一對一正口貿易為主，但是後期以後臺閩私口間貿易逐漸盛 行，於是清政府陸續設置中部鹿港、北部八里坌二正口對渡泉州蚶江 口、福州五虎門，十九世紀以後再開五條港、烏石港，形成五正口對渡 態勢，但因蔡牽、鴉片戰爭等反亂、戰事的發生，削弱清政府掌控海運 商船的能力，兩岸間私口貿易更形猖獗，且政府多次實施招商採買、捐 納臺米販運至外省，使得商人逐漸突破米禁的限制，販運臺米範圍擴及 江浙、天津等地。換言之，兩岸財政上橫越臺灣海峽的銀、米交換量雖 然減少，但是民間主導的銀、米交易却更為興盛。此外，十九世紀以後 臺灣南部米穀出口雖然減少，但卻出現以糖貿易為主直航天津、江浙的 貿易形態，而在1860年臺灣對外開港以前在地資本仍未深化的中、北 部仍是以米出口福建為主，但交易範圍已擴及廣東、浙江。

平糶；倉儲；臺運；招商採買；捐納；正口；私口；米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