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是經學的全盛時期。當時許多大儒講經的目的，主要在求「通經致用」，換言之，即是要經學在當時能發生作用。漢興以來，學者鑒於社會經濟的貧富懸殊，造成政治社會上的諸多問題，所以他們希望以學術文化來領導政治，進而控制經濟，以達到移風易俗，使人民安樂的目的。在東漢諸儒中，性格最特殊，對時弊最敢冒生命危險大膽指陳的，首推王符。他批評的問題不但最廣泛，最富代表性，同時對後世的影響也最大。王符生逢「小人貴寵，君子困賤；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最辜」的衰世，所以他極力抨擊當時弊政，並從「民為邦本」出發，最後又都歸結於「本固邦寧」上。再者，為了百姓的福祉，自古以來，我國學者無不寄望於聖君明王的出而領導。王符也是如此，所以他在〈賢難〉、〈思賢〉、〈本政〉、〈潛嘆〉、〈貢實〉等篇中，反覆說明一國治亂興衰，同任賢與否有極密切的關係。實際上，當時由於外戚宦官先後把持政權，使得選舉以濫，官非其人，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王符面對著這些極複雜的社會現象，認為只要阻止官僚政治不再腐化，再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所以，他一再批評濫選，強調明選舉、厚俸祿與行考績等的重要。他雖然看到了問題的癥結，但在闇君佞臣的把持下，一切積弊已深，並沒有產生什麼作用。不過，他的思想對後世卻發生了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