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二十二年(1889)頒布憲法，日本學界對明治憲法即有各種不同的解釋。當時的憲法解釋約可分為天皇機關說與天皇主權說兩種。天皇機關說以有賀長雄等為代表；而天皇主權說則以穗積八束等為主。兩者主要的不同點，乃在於天皇在憲法中的功能。有賀主張君主權並非無限，而穗積八束則認為君權絕對不受限制，亦即天皇即國家。明治政府官員大都認為內閣閣員之選任全憑天皇一人決定，這種觀念與西方起源於限制君權的三權分立說可謂大相逕庭，日本的立憲制與西方的立憲制遂產生根本的差異。日俄戰爭後，民眾勢力興起，促成了民眾參政的意欲，構成大正民主主義運動的底流。民眾的政治自覺也導生出政治機構必須做某種程度的調整。吉野作造在憲法論爭的熱潮期間，以一個政治學者兼歷史學者的角色躍上論壇。在論述憲政時，他用民本主義一詞翻譯Democracy，而不採用民主主義。吉野並不否認憲法主權(他不論主權在民或在君)的運作是為民眾的福利，但他認為民眾的自動參政，即是君主為民謀福利的一種制度體現。吉野民本主義的另一特色是將民本主義的精神基礎奠定在人格主義上。他反對各種形式的專制政治，他的人格主義以個人主義為基礎。吉野的民本主義論提出之後，遭遇到左右兩方面的批判，卻仍能風行一時，或許可以證明他的民本主義適合民眾，尤其是中產階級的需要。吉野作造是日本二十世紀初葉時代精神的象徵，他將民本主義等同民主主義的思想，具有以漸進方式克服現狀的實踐性，同時也點出了民主主義精神的內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