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一個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澤諭吉（1835~1901）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在西力衝擊的危機意識之下，福澤諭吉一心一意追求日本國家之自主獨立。中日甲午之戰，日本終獲勝利，福澤諭吉晚年得見日本屹立於列強環伺的國際社會，可謂其最感欣慰的事。但福澤諭吉在軍事勝利、志得意滿之際，對於做為戰爭勝利成果之新領地臺灣的發言，卻不經意地流露出帝國主義者的嘴臉。甲午戰爭末期，和議即將開始之際，福澤諭吉便指出，基於保衛琉球之「自國防衛」，必須割取對琉球構成威脅的臺灣；明治三十一年（1898），西方勢力發動瓜分中國之際，福澤諭吉又指出，為了徹底消弭臺灣的抗日勢力，必須「借用」福建。早在明治十七年（1884），福澤諭吉便已有由列強瓜分中國，且由日本占領臺灣、福建的腹案來看，他這兩次要求中國領土之發言，正好是其原有腹案之逐步實現。 在東亞政略論中經常高唱「文明先進者之天職」的福澤諭吉，雖然在日本出兵韓國之後，仍然強調出征軍隊為「文明開化之番兵（哨兵）」，中日之戰為使中、韓走向文明之域的「文野之戰」。但在軍事上連續勝利之後，除了主張必須割取土地，以為日後分割中國時有立足之地外，更強調國與國之交際，其目的唯在自國之利益，而承認日本之對韓政策「非義俠，乃為自利」。福澤諭吉這種現實主義的自利思想，在臺灣經營統治論中，更得到充分的檢證。福澤諭吉之臺灣經營統治構想的基本著眼點在於臺灣的富源，他主張由政府積極主動地開發臺灣的天然殖產潛力，使臺灣成為日本內地過剩人口的海外移住地。臺灣的最佳狀態應該是一座可供日本人任意處置、設計開發的「無人島」。至於居住於臺灣的土著，則是蒙昧野蠻、無所用處的障礙物。更何況臺灣土著還頑強地展開抵抗游擊戰，於是福澤諭吉主張採取嚴厲的報復性殺戮和放逐政策，企圖消滅土著之反抗。 在日本政府已逐漸鎮壓臺灣住民之反抗，臺灣治政正式開始之後，福澤諭吉則主張賦予臺灣總督高度之臨機處分權限，撤除中央機構對臺灣統治行政之掣肘，特別強調臺灣治政之特殊性，甚至主張讓臺灣總督成為占據一方的「臺灣王」。這也與陸羯南（1857~1907）極力主張將臺灣總督之權限置於議會監督下之主張，恰成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