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傳統史學發展到宋代，大致已經定型，各種史書相繼編著而成，有因襲前代所創史體而繼為之者，有開創新史體以啟後代者。亦有雖承前規，而卻能推陳生新者。如日曆、玉牒之纂修雖承唐代遺規，然纂修之勤，記事之詳，則遠過之。宋代官修史書，常需數年或十數年，甚至重修或三修，亡佚了還要補修，宋朝廷在修國史上所投注的人力物力，是難以計算的。宋代修史的史官多是兼任的，一部史書由眾人分修，往往不相統攝，造成很多弊病。朱熹曾建議史院分事修史，一人負責一事，把全國事分為吏兵刑工戶禮六類，並建議史官必須專任，但都未被採納。有的修書官缺乏敬業精神，等快到繳進時限了，再臨時趕工，乃鈔輯檔案了事。當然稱職盡責的史官仍不在少數，宋代著名的史學家，如歐陽修、宋敏求、范祖禹、李燾、洪邁、李心傳等，或主修玉牒，或與修日曆，或專修實錄，或同修國史，都是卓有貢獻的。宋代玉牒，今存的只有《寧宗玉牒初草》二卷，為劉克莊所修。宋代日曆，今雖無存者，然汪藻所修《靖康要錄》十六卷，實是日曆之體。日曆是利用起居注和時政記兩種最早的記載修成的，為帝王崩後修實錄的重要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