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即位後，採崔仲方之議，革除北周官儀，「依漢、魏之舊」原則來建國。這種做法，以今日觀點而言，就是文化認同的再確認。儘管隋朝此後以短命王朝結束，但自文帝以來的制法，而為李唐甚至後代所承襲，博得「有政」之讚譽。所以，魏徵在《隋書‧高祖本紀》末評價文帝說：「雖未能臻於至治，亦足稱近代之良主。」這樣的評價，在目前的學界，大致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在《隋書》以及其他相關史籍中，有兩項對文帝的評價，與前述所謂「有政」或「良主」說，非常不相稱，那就是指文帝「不悅學」、「不知樂」。所謂「不悅學」，就政治措施而言，當指仁壽元年(601年)減廢學校一事。簡而言之，是指文帝不喜歡儒術或教育。至於「不知樂」，就直指文帝不懂音樂。 教育與音樂，在今日已成為不同的學術領域，可是用來批評皇帝時，衡量其正確與否，政策意義應遠過於學術本身，何況文帝是開國君主，而且又在胡族長期政權之後，有意以恢復漢官舊儀自任時，這個前提非慎重考慮不可。此其一。《隋書》(含十志)為唐初所修，其對隋文帝的評價，是否含有唐人的偏見在內，這也是要考慮的因素之一。此其二。事實上，文帝即位後，相當提倡儒教，重視禮樂，何以落得「不悅學」、「不知樂」的後果？此其三。透過這些思考，足見「不悅學」、「不知樂」的評價，是有其侷限性，籠統地用來說明文帝對教育、音樂的態度，是不恰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