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書乃史公「論治之言」，史公作八書之目的乃在於「觀世變，通古今，究天人，有垂法後王之意。」舉《河渠書》一篇實證。今觀太史公作〈河渠書〉，河經渠緯，河渠夾敘而河重於渠，首稱禹抑洪水之功，末引武帝〈瓠子之詩〉，歷述二千年間道河穿渠之由，並及利害得失之故，全篇以「利害」二字貫串，實寫詳敘，篇終以「甚哉，水之為利害也！」括盡一篇，並因而點明「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之意，深心微旨，真乃一篇妙文；而學者不識「微文刺譏」之辭，不達「垂法後王」之意，竟以為武帝勵精圖治，有憂世救民之思，史公為作〈河渠書〉以予之，此則大悖本指也。但史公作〈河渠書〉或八書之時，何以能於其中「觀世變，通古今，究天人，有垂法後王之意」？此與史公之「史心」有關。「史心」者，史家之心理、胸懷與思想。史家之心、胸、思想不同，則其作品之選題、取材、見解與著述目的均將隨之而異。司馬遷出身太史世家，幼承庭訓，親炙名師，遍遊名山大川，博覽諸子百家，臨終受命著史，欲承周孔、繼春秋，故述往明來，以俟後聖，並以之顯己揚親；其心中有生民休戚，有天下後世，有史家之責，方能將八書寫成如此這般，使《史記》成為「百王大法」。昔劉知幾以「史才」、「史學」、「史識」為史家三長，章實齊復倡「史德」以補足之。竊謂欲究史家底蘊，於才、學、識、德外，更須明其「史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