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西晉，九品官人法初創時期，中正、司徒府與吏部兩個系統之間運作十分正常，吏部依據中正、司徒府所提送的士人品狀擬定官品、官職，官品與鄉品有一定的對應關係，在一定的擬選原則與順序之下，吏部的人事權雖然獨立卻不是毫無限制，仍然受到中正、司徒府的牽制。而此時中書、門下、尚書各省長官，甚至君主，多半尊重吏部職權，由吏部尚書、吏部郎負責擬選。東晉以後，由於九品官人法門閥化，鄉品浮濫，中正、司徒府的功能日趨衰微，兩個相互牽制的選舉制度演變為吏部獨重的局面。如是，吏部握有選舉重權的情形下，自然成為萬方矚目的焦點。而選舉權過份集中的結果，自然造成「人經此職，便成貴塗」、「榮厚所趨，殷繁所至」的現象。因此，如何分散吏部人事權，遂成為東晉以降主政者的執政重心所在。東晉、劉宋初期，君弱臣強，錄尚書事者具有重權，掌握朝政，且多半直接參預吏部擬選，使吏部職權受到削奪。但錄尚書事的干預，乃屬於法制外的侵奪，因此，常常引起吏部職官的不滿與抗議。劉宋孝武帝廢錄尚書事，落實尚書曹司職權之後，吏部職權並未因此有所改善。相反的，在孝武帝「主威獨運」的形勢下，吏部擬選權一方面受到分化，此舉演變遂成為日後以尚書令、僕射參選的體制；一方面則由於中書舍人等側近的侵奪，使吏部選舉權更加不振。孝武帝以來強化君權的政策延續下去，至陳代遂正式定制，將吏部擬選權限制在十二班(三品)以下，三品以上高品要官則由皇帝親自決選。因此，就人事權方面來看，吏部所代表的士族門閥勢力，在劉宋孝武帝以後逐漸衰微，相對的，皇帝、寒門側近的勢力則與時俱增，有逐漸強化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