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撰寫《史記》，最終的目的是想「成一家之言」。在他的著作之中，卻存在著兩個「成一家之言」。一是《史記‧太史公自序》最終所說「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一是《漢書‧司馬遷傳》引〈報任安書〉的「欲以究天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因此，司馬遷有兩個「成一家之言」，前者經過「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的過程，對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後的學術發展與演變，做一次系統性的整理；後者則是將經過整理後系統化的資料，納入時間的框限之中，即所謂「網羅天下放矢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二者綜合起來，就是對先秦學術作一次系統而總結性的整理。這是司馬遷寫《史記》的意旨所在，也是司馬遷對中國學術與史學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貢獻。自來討論中國目錄學，都集中讚揚劉向、歆父子的成就，完全忽略了司馬談、遷父子的貢獻。實際上，武帝時開始的校整圖書工作，規模較成帝時大，前後負責校書祕閣的就是司馬遷父子，而司馬談所提出以黃老為主導的「論六家要旨」，採陰陽、儒、墨、名、法、道諸家的輪廓，是中國傳統目錄學最早的錄序。後來《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就在這個基礎上形成。司馬談壯志未酬身先死，司馬遷繼承其父未竟之遺志，繼續圖書校正工作。但為了適應當時轉變的學術與政治環境，將孔子所成的六藝，獨立於儒家之外，並超越各家之上，成為一個學術的專門領域，同時也鑄定以後中國目錄學經部的版型。所以，司馬談、遷父子在這方面的貢獻，奠定劉向、歆父子校讎的基礎。本文分別一、從司馬談、遷父子校書祕閣，二、司馬談的先黃老，三、司馬遷敘孔子六藝之成各方面，探討《史記‧太史公自序》的「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