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時期所編纂的《舊唐書》有〈文苑傳〉一卷，共分上、中、下三篇，傳前有史序一篇，傳末有史贊一則，並載錄104位傳主生平資料。 透過史序，不難發現史家對於高度仰賴典範作品(諸如《詩經》、《楚辭》)，而發展出來「是古非今」的批評論述，帶有負面的評價。其嘗試通過南朝沈約的新變思想，正視、肯定每一時代文學嬗變的現象，並欲藉此回歸三代「經邦緯俗」的文學期待。而這些思想，也具體展現在史贊所謂「國之華采，人文化成」一語之中。 在傳文裏，就所徵引的文學作品看來，有兩項重要現象與結論：第一、重視討論公共事務的作品，此即呼應強調文學社會性的意義。第二、重視藻飾的語詞、駢偶的句子、新體（或謂相對於古體的「今體」）詩文，此乃重視文學「新變」的具體表現。此外，史家透過元稹肯定杜甫，透過張說肯定四傑（尤其楊烱）與開元時期重要文士，同時更建構了張說為開元領袖，元、白是元和主盟的文學史圖像。因此，縱然傳文多屬描述語言，可是通過徵引作品與重要作家的言說，都可以發現史家肯定唐朝新變的文學表現。相對於此，古文家韓愈、李翱等人的「務反近體」，就不易獲得史家的青睞了。

《舊唐書》、文學思想、人文化成、建安文學、永明文學

Jin Tang Shu, the ideology of literature, culture molding, Jian-An（建安）literature, Yung-Ming（永明）literature